赵秀娥(禾文)山西

　　我的老家在临汾城东，一个叫县底的镇子。小时候，只觉得这是个寻常的北方村镇，逢二五八有集，乡邻们从四里八乡赶来，卖菜的、卖布的、卖农具的，热热闹闹挤满一条街。后来离家久了，偶尔回去，才慢慢品出些不寻常的味道来。这镇子，看着普通，骨子里却藏着说不尽的故事。

　　先说这名字。县底，县底，到底是什么意思？小时候问过爷爷，爷爷抽着旱烟，眯着眼说：“老辈子就这么叫，谁知道呢。”后来翻了些书，才知道“县”作为行政区划，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将“绛”地命名为“绛县”，这便是史书上记载的“天下第一县”。临汾这地方，曾是晋国的核心区域，县底村会不会在古代短暂做过某个县的治所？或者曾是某个县的备选之地？这谁也说不准，但名字里透出的那股子悠远劲儿，总让人忍不住往历史深处想。

　　真正让我对老家刮目相看的，是几年前读到卫汉青先生写的一篇《古镇县底》。文章里提到，2021年春天，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蔺长旺先生告诉他，县底还曾是春秋时期的高梁城。蔺先生发来一张明洪武十五年的平阳府志地图，图上清清楚楚标着高梁城的位置——就在卧虎山西麓，黄鹿泉旁边，大致在县底村附近。这消息让我心里一震。高梁城，那可是《左传》里多次出现的地方。

　　《左传·僖公九年》记载：“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那是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诸子争位，国内大乱。齐桓公率诸侯联军前来讨伐，走到高梁城时，听说秦穆公已经护送公子夷吾回国继位，便罢兵回去了。又过了十几年，《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再记：“晋公子重耳杀怀公于高梁。”说的是晋惠公死后，在秦国做人质的公子圉偷偷跑回来当了国君，就是晋怀公。晋怀公一上台就和秦国翻脸，惹恼了秦穆公。秦穆公派人找到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护送他回国夺位。晋怀公见大势已去，逃到高梁城躲了起来。重耳回到绛城做了国君，便是后来称霸天下的晋文公。他派人到高梁城，杀了那个忘恩负义的晋怀公。

　　读到这些，我站在老家村口，望着东边那座卧虎山，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两千六百多年前，齐桓公的大军曾在这里驻扎，晋文公的使者曾在这里策马。那些金戈铁马、权谋争斗，就发生在我脚下这片土地上。北魏郦道元写《水经注》，提到“潏水”时也说：“潏水即巢山（今卧虎山）之水也……乱流西北，迳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又南，迳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可见到了北魏时期，高梁城已经成了废墟，但位置指向依然清晰——靠近卧虎山，靠近潏水。蔺长旺先生推测，那条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流经县底村南侧的黄鹿泉河，很可能就是潏水的支流。县底村和旁边的翟村，祖祖辈辈流传着黄鹿泉分水的故事，说早年按照古俗，油锅里捞钱“七三”分水，县底七，翟村三，这规矩一直延续到1970年。如果黄鹿泉水量不大，何至于如此郑重其事地分水？想来古时候，这条河的水势要比现在大得多。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县底与尧都的关系。2017年底，卫汉青先生在北京参加尧文化学术活动，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努先生。何努先生主持陶寺遗址考古二十多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专家。他问卫先生是尧都区哪个村的，卫先生答“县底村”。何努先生眉毛一扬，说：“哦，县底村呀！根据我们的考证，县底村是尧都陶寺的副都，还有一个在曲沃。”陶寺遗址是公认的尧都，距今四千三百多年。县底竟然是尧的副都？这消息让我半天回不过神来。后来我特意查了资料，陶寺遗址在临汾盆地东缘，县底镇正在其辐射范围内，地理上完全说得通。何努先生的考证自然有他的学术依据，虽然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来证实，但光是这个说法，就足以让人对这片土地刮目相看了。

　　县底的古，不光在史书里，还在人们的舌尖上。县底方言里保留了不少古音，最典型的是那个“斜”字。唐朝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韩翃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这两首诗里的“斜”字，按现在的普通话读“xié”，跟“家”“花”押不上韵。其实在唐代，“斜”读“xiá”，跟“家”“花”是押韵的。这个古音，在普通话里早就消失了，但在县底方言里还活得好好的。老家人说“日头斜了”“这条路有点斜”，都读“xiá”。小时候不觉得什么，后来学了古诗词，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天天说的土话，竟是唐朝的官话。这种穿越千年的声音，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切地连接着古今。

　　县底镇下辖的村子里，翟村是不能不提的，我就出生在翟村。翟村在卧虎山脚下，是个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站在卧虎山上往下看，翟村的全貌尽收眼底，那些古老的庙宇散落在民居之间，像一座露天的博物馆。村里曾经有大大小小二十多处古建筑，土地庙、关帝庙、魁星楼、文昌阁，应有尽有。土地庙建在卧虎山上，居高临下，俯视着村庄。老辈人说，土地爷管着耕地，谁要是乱占耕地盖房子，就会“天火烧房子，槽头死骡子”。这说法带着迷信色彩，但背后是对土地的敬畏。农耕时代，土地是命根子，这种敬畏其实就是最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

　　关帝庙在翟村有两座，一大一小，分布在村子两边。关公是信义的化身，村里世世代代敬奉关公，看重的就是那个“义”字。有了这种精神熏陶，翟村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在四里八乡是有名的。村里的老宅院门额上，常常刻着“耕读传家”四个字。耕是务农，读是读书。种地过好当下的日子，读书求得未来的前程。翟村人重视读书，魁星楼和文昌阁就是这种心愿的寄托。魁星楼里的魁星右手握朱笔，左手持墨斗，右脚踩在鳌鱼头上，寓意“独占鳌头”。文昌阁供奉文昌帝君，也是主管文运的神灵。一座村子，同时有魁星楼和文昌阁，足见对文教的重视。

　　每年春节，翟村几乎都要搞了一场威风锣鼓民俗展演，老中青三代村民同台献艺。锣鼓喧天，舞蹈欢快，快板清脆，诗朗诵深情。有个节目叫《夸翟村》，用方言土语把村里的变化数落了一遍，逗得满场笑声。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台上又唱又跳，我突然觉得，古镇的古，不只是过去的遗迹，也是活着的传统。那些古老的庙宇或许已经斑驳，但庙宇里承载的价值观——敬畏土地、讲求信义、耕读传家——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延续着。

　　县底镇逢集的日子，是最有烟火气的时候。农历逢二、逢五、逢八，周边村子的人都来了，把一条主街挤得水泄不通。卖菜的摊子摆了一长溜，青菜萝卜西红柿，都是自家地里种的。卖吃食的支起炉灶，杂和菜(羊杂汤)、饸饹面、油糕、豆腐菜，热气腾腾。卖农具的把镰刀一锄头摆了一地，买的人拿起来掂一掂，试试手感。卖布的把花布扯开，在风里飘得像彩旗。还有卖牲口的，牵了羊、拉了猪，在集市的另一头，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小时候最爱跟爸爸去赶集，爸爸买旱烟叶子，给我买一根糖葫芦。我骑在爸爸脖子上，看着满街的人，觉得世界真大。

　　如今赶集的人少了些，年轻人都去了城里，但集还在。每次回去，只要赶上逢集，我都要去转转。不为买什么东西，就是想听听那些熟悉的乡音，看看那些熟悉的面孔。卖豆腐的老张还在，只是头发白了。炸油糕的李婶还在，只是动作慢了些。他们见了我，会笑着说：“回来啦？”我说：“回来啦。”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心里就暖了。

　　县底镇的地理位置也有意思。它东边是浮山县，南边是贾得乡，西边是段店乡，北边是大阳镇。全镇一百五十多平方公里，东高西低，东边是丘陵，西边是平川。最高点是卧虎山，海拔九百六十多米。镇子东边的几个村子，坐落在丘陵地带，沟沟壑壑的，种些谷子、豆子。西边的村子地势平坦，是小麦和玉米的主产区。巨河从东往西流，经过王村、河里庄、庞杜、东里几个村子，最后汇入汾河。这条河不算大，却是沿岸村子世世代代的水源。

　　这些年，镇子变化不小。路修好了，房子翻新了，不少人家买了汽车。但有些东西没变。老槐树还在村口站着，树荫下还是老人们聊天的地方。土地庙虽然破旧了，但逢年过节还有人去烧香。关帝庙的香火也还延续着，虽然不如从前旺盛，但那份对信义的敬重还在。方言里的古音还在，孩子们虽然在学校说普通话，回到家里还是跟着爷爷奶奶说土话。那个“斜”字，还是读“xiá”。

　　有时候我想，古镇之所以为古镇，不在于有几座老房子、几块旧石碑，而在于那种从历史深处流淌下来的气息。县底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的高梁城，甚至更早的尧舜时代。两千六百多年来，这里的人一代一代地生息繁衍，种地、读书、赶集、唱戏，过着寻常的日子。但正是这种寻常，构成了历史的底色。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齐桓公伐晋、晋文公杀怀公——早已烟消云散，但土地还在，河流还在，方言还在，风俗还在。这些看似寻常的东西，才是古镇真正的魂魄。

　　去年秋天，我回了一趟老家。傍晚时分，我一个人走到出生地翟村东头的土坡上，望着东边的卧虎山。当夕阳西下，山峦染上一层金黄。山脚下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鸡鸣狗吠的声音远远传来。我想起《诗经》里的句子：“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两千多年前的黄昏，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故乡”。故乡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时间概念。它是你来的地方，是你无论走多远都走不出的地方。县底古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镇子还在变化，新的房子在盖，新的路在修，新的故事在发生。但那些古老的记忆，像卧虎山的岩石一样，沉默而坚固地存在着。高梁城的城墙早已湮没在黄土里，但《左传》的记载还在。尧都副都的说法还有待考古证实，但何努先生的话已经种在了县底人的心里。古音“xiá”也许有一天会消失，但只要还有一个老人在说，它就是活的。

　　我的老家县底古镇，就是这样一座镇子。它不张扬，不喧哗，安安静静地卧在临汾盆地的东缘。你若路过，也许不会多看一眼。但你若停下来，仔细听、仔细看，就会发现它身上层层叠叠的历史，像一本厚厚的书，从春秋战国一直写到今天。而我，不过是这本书里一个小小的标点，有幸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用我的文字，为它添上微不足道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