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灞陵散人：初恋（苏宇民）

作者：灞陵散人发布于：2023-11-19 11:59:23 文字：【大】【中】【小】

初恋

大二开学，班里来了一位休学期满的插班生赵河山。不知为什么，他喜欢接近我。时间不长，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了他大我三岁，家在汉口，父亲是京剧团的琴师。他能唱京戏，更爰唱民歌。高三选拔飞行员时，他过关斩將，一路顺风，认定当个飞行员绝对有把握了，书不看了，复习也不参加了，就等着接通知。然而天不遂人愿，最后落选，原因竞是他父亲政治上有个什么问题。此时高考临近，仓促应考，成绩不理想，就从武汉考到西安的陕西师大了。他心情不好，这病那病接蹱而至，读了一年，坚持不下去了，就因病休学了。

我们之间无话不说。有一天，他对我说，帮你找个女朋友吧，只要你看上，保证给你带到身边。我心里想，他自己都没有女朋友，竟然妄说给我找，还要保证不误，真是有些大言不惭，把牛皮都吹破了！那时，我对这方面的事兴趣也不大，认为他只不过是开心逗乐，没有当真，也就不置可否的把这事放下了。

我对这事不上心，是有原因的。在北京上中学时，初中是男五中，高中是男四中，全校除了女老师，清一色的男子汉，没有了女生，也就少了剌激，我的荷尔蒙的分泌肯定不达标，也就对交女朋友的事不感什么兴趣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不久，在周末的舞会上，他真的把一位政教系的和我同一年级的一位女生，带到了我的身边，介绍给我。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女生：高高的个子，但不粗壯，大大的眼睛，目光清沏柔和，臉部的皮肤洁白细腻，绝对符合大部分人的审美标准。她，真的很美，不加修饰的美，纯朴的美！

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心里有了些许不安，我有点自相形秽了，不那么自信了。

赵河山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去了，剩下我们俩人，似乎她並不嫌弃我，热情的和我说话。她的口音，似乎是江浙的，南京的，普通话的混合体，十分好听。这种口音，我很熟悉。我母亲的老家，就在江浙交界处的水乡奉贤，（现为上海辖区），我在南京也住过一段时间，对她的口音，一点也不陌生。

音乐响了，我们走进舞池。当我的手心，隔着衣衫，触碰到她的腰肢时，一种感觉油然而生，就像触电一样，立刻传遍我的全.身。它是那样的柔软，不，不全是柔软，还带有某种弹性。这种感觉，是我和别的女同学跳舞时，从来不曾感到过的。这种感觉，绝对是我此生中的又一个第一次。

这种柔软，像面条吗？不是。它像什么？想来想去，近似的，它应该像微风中的杨柳枝条，柔软的，又是富有弹性的。

其实，这就是苏杭一带，许多女孩子们特有的体质优势，也是芭蕾舞学校挑选学生的重要条件。我们跳啊跳啊，忘记了时间，直到舞会结束。

真的不要小看我的朋友赵河山，他绝非等闲之辈。他的歌声闻名师大，数学系的晚会，全校的晚会，他的歌是压轴节目，保留节目。尤其是新疆歌曲，手鼓一响，一支歌又一支歌，根本下不来台，余音绕樑，三日不绝！

他似乎是男中音，如果能经过艺术院校的培养，肯定能比肩众多的军旅歌唱家们。可惜的是，他生不逢时，出生早了些年，选错了專业，走错了路，若是放到現在，早就家财万贯了。

赵河山，一表人材，南方人特有的细腻的皮肤，这样的人，肯定的，早就是众多女生的梦中情人，只是在她们的心目中，认为高不可攀，不敢和他套近乎，谈情说爱罢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自己还没有女朋友时，就自信滿满的把漂亮的，美丽的，温柔善良的女孩子介绍给我的底气所在了。

认识了她，我的初恋开始了。

交往中，我知道了，她的父亲早逝，她和母亲还有弟弟，在姐姐家里生活。姐姐在交大工作，就住在交大一村。这让我意识到，大概他们家是随上海交大西迁来到西安的。这些信息，也令我些许不安。

周末的晚上，我们一起参加学校的舞会，周日我们去兴庆公园散步。谈学习，谈生活，偶尔也谈政治，毕竟她是政教系的。不过，我发现，这个政教系的学生，对于政治的敏感程度，比之于我这个数学系的，相差得太远了。

走累了，泛舟兴庆湖，照几张像片，那是再美不过了。我有一台120像机，照像很方便，互相拍照，想要同框，就很困难了。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把我弟弟也叫上，帮我们照像，她欣然接受，我们有了同框的照片。和女孩子单独同框，这应该是我的又一个第一次吧。

我明白了，我在她的心中，已经有了位置。当然，在我的心中，早有了她的位置。

六十年代初，七分天災，三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陕西师大全部学生放长假一年。家在农村的学生，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家在城市的，可以留校参加学校组织的农业生产劳动，也可以回家。

我决定留校，在学校的黄河滩上的农场里参加劳动。她选择了回家，在纺织城的郭家滩找到一份临时工作，挣钱补贴家用。

我真是一个书呆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儍冒。本可以利用这个长假闲暇的大好机会，迅速推进我们间的关系，反而在一年的长假中，几乎没有和她联系，就好像是把她遗忘了那样。

长假将要结束时，我终于醒来，忽然想起来，应当去看望她。手捧鲜花，敲响了她的家门。门开了，夏日的她，在家里着短衫短裤，依然美丽。我的目光所向，从上到下，停留在她的双腿上。她的双腿，那样修长，曲线那样柔美，肌肤那样光滑。似乎再粗一点点，就显胖了，再细一点点，就显瘦了。她的双腿之美，深深的震动了我的心扉。这肯定是我人生中的又一个第一次。之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次有些失态了。

把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急忙接过鲜花，招呼我进门坐下。

人的双腿，满大街都是，司空見惯。唯独只有她的，震动了我。多年以后，性感这一名词普及了，我才意识到，那时的反应，那天的失态，正是她的双腿的性感震动了我，打动了我。

性感是什么？它是对异性之美的感觉，男女通用，它不是贬义词，也非黄色，充其量就是一个中性词。

那天下午，我们沿着兴庆湖边的小路，走了一圈又一圈，她好像心事重重，欲言又止。

几天后，我收到她的来信。信封鼓鼓囊囊，很难猜得出里面是什么。

拆开信封，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洁白的手帕展现在面前，我有些诧异。展开手帕，映入眼帘的是一缕盘成环狀的长长的秀发，几张信纸折成的白鴿。不用说，长发一定是她的青丝，我的心开始不安了。

急急忙忙的，小心翨翼的拆解开那只展翅欲飞的纸白鸽，是用几頁信纸书写的一封长长的信。字迹我再熟悉不过了。

現在我还清楚的记得，第一句话：我们的已经成为过去。我好像挨了一闷棍，眼前发黑。接下来的，是对我的埋怨，埋怨我为什么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对她不理不睬，音讯全无，让她感到孤独，感到无助；是对我的倾诉，回忆着件件往事，回忆着过去的美好。

全信中，唯独没有对我的指责。

泪水，在我的眼中打转。

信中，她讲述了另一个人对她的猛烈追求，她实在无法招架；信中，她介绍了自己的家境，姐姐一家的经济狀况，无力承担那样多人的生活，姐姐和母亲都希望她早点出嫁，她很难经受这样的压力，只好违心的妥协了。全信的结尾，她订婚了，让我撕掉她的照片，忘掉她。

泪水终于流了下来，我想找一个地方，独自大哭一场。

我应该恨她吗？她有什么错让我恨？她没有做错什么，我找不到任何恨她的理由。

我应该埋怨她吗？埋怨她过于柔弱过于善良？难道柔弱不正是女孩子的优点吗？难道善良不是人们应该具有的本性吗？谁願意去结识一个强悍的女人？

我的初恋结束了，历时一年半，没有拥抱，没有接吻，一切都在阳光下。

我的初恋结束了，责任在我，不在她。当我冷静下来，回顾我的初恋时，认识到在整个初恋过程中，自己犯了一系列错误。

第一，容易得到的，往往不懂得珍惜。我非常容易的接近了她，没有感到她对于我是多么的珍贵，没有珍惜她曾给予我的感情一一这本应成为我生命中的无价之宝。整个长假中几乎没有和她联系，让她感到孤独，感到无助。

第二，在她面前，我对自已並不自信，缺乏进取的勇气。

第三，我考虑问题太多，具有很重的功利成份，因而在行动上並不积极。

第四，我不懂得也不知道，她的身边可能会有好几个竞争者在威胁着我，我既不进取，也不防范，这只能面临失败的命运。

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原因。是我自己把美好酿成了悲剧，这杯苦酒只能自己咽下。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在这出悲剧的后面，正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悲剧，每每想到这些时，我就心痛欲裂，欲哭无泪！当然，这是以后多年才发生的，我才知道的。

从此以后，我们不再联系，既便是在师大的校园中，也没有发生过偶然的相遇。我给自已划了一条红线，一定管好自己，绝不越线，绝不打扰她的生活，绝不做对不起她的事。

1965年夏，师大毕业，我没有打听她的工作分配，也不知道她去了何处工作。

1966年春末，文化大革命爆发，一搞就是十年。在北京四中读高中时，早己领教过政治残酷凶险的我，已经有过血的教訓，知道如何規避风险，平安的从运动中走了过来。

到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尤其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成了国家的宝贝，我当了中学校长，整天忙于工作，根本无㗇他顾。事情就是那么奇怪，忽然有一天，我得到了她的信息：她在西安市一中工作。我绝对没有刻意去打听过，以至于这个信息是如何传递到我的耳中，現在一点印象也没有。

不知怎么回事，我急切的想見到她，想知道我们分别这二十多年来，她的生活狀况。我开始明白，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留有她的位置。

其实，我内心深处，她已抽象为美丽和善良。她又幻化成具体的，那方洁白的手帕，那缕长长的青丝，哪封充满感情的长长的告别信。

我试着往一中给她发了一封信，很快收到回信。她表示很希望見到我。之后，约定了时间，她在一中校门口等我。

如约而至，她在向我招手。我们来到一个公园，好像是环城公园。在长凳上坐下，彼此相望。二十多年了，似乎就是昨天。她像我记忆中的那样，仍然美丽。

我们相互介绍了这二十多年来各自的生活。师大毕业后，她分配到西安市某中学。这所学校就在东城墙外，距她姐家並不太远。

她平静的告诉我，她並不幸福。毕业后，迅速结婚，丈夫家境很好，本人豪爽仗义，朋友众多，家里常常宾朋满座，让她应接不暇，很不适应。她心里想，慢慢适应吧，时间长了，习惯了，就好了。

文革爆发，她的丈夫及其朋友们，常常背着她窃窃私语，商量着什么，她也没有在意。不久，东窗事发，她的丈夫及其同伙们，逆文革而动，成了反革命分子，被逮捕，关押，审讯，最终入狱。好在没有牵连到她。

不受牵连，不等于可以逃脱灾难。

她继续告诉我，如泣如诉。学校的领导们，政工干部门，三番五次络绎不绝找她谈话，“帮助她教育她”，劝她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划清界限。如何站稳如何划清？她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想明白，领导们就给出了答案：抓紧时间离婚！她还没有想清楚怎么去办离婚，领导们就亮剑了：如果不离婚，就以反革命家属论处，坚持反动立场，开除团藉！

开除团藉？还能当老师教政治吗？饭碗打了，吃什么？唉，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难道能够承受住这样的压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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