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写红色故事的时代精英 个人专辑
作品选读
重庆江津 临峰愚叟孙传松
《历史的丰碑》——续写红色故事的时代精英 个人专辑
主编:苟君厉(中国儒商杂志总编,中华孔子学会副理事长、儒商文化研究委员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
出版发行:科学文化出版社(2026年7月第一版)
专辑第6至8页
史海钩沉,洞明人心
重庆江津 临峰愚叟孙传松
人的思想通常被称作心。粗疏而论,人心可分为公心与私心两大类。
是公心,是私心?立身行事必见分晓。
《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故事,颇耐人寻味。
晋平公问大夫祁黄羊:“南阳没有县令,谁可以去担任南阳令?”祁黄羊回答说:“解狐可以。”平公惊讶地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么?”祁黄羊正色回答说:“你问的是谁适合担任南阳令,并没有问哪个是我的仇人呀!”平公赞叹不已,连说:“好,好!回答得很好!”于是任命解狐担任南阳令。全国人民都十分称道祁黄羊。
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国家缺少一个军事长官,哪一个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么?”祁黄羊坦然地回答:“你问的是谁适合任军事长官,并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啊。”平公说:“对!”根据祁黄羊的推荐,平公又任命祁午作了军事长官。这事又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
政治思想家孔子听到这消息后,十分赞赏地说:“祁黄羊的主张真好!‘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真正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
所谓“外举不避仇”的“仇”,并非是仇敌,而是指同自己意见不和、私人矛盾大的人。量才据德推荐同自己有矛盾的人担任要职,若无公字当头、不计个人恩怨的胸怀,没有以国家为重、事业为重的人品道德,是万万作不到的。
“外举不避仇”难能可贵,“内举不避子”也不容易,因为推荐自己的儿子任职,难免有任人唯亲之嫌呀。可见,“内举不避子”也须有不计个人得失、毁誉的品德才行。
天下万事,难与易都是相对的。大凡办事有了准则,难事也可变成易事。无论“外举”,还是“内举”,所举均须贤能,牢牢把握住这个准则,“内举”、“外举”,何难之有?
不过,世间之事,说来容易做来难。难在哪里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难就难在真正的公心难树,私心难了啊!
《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另一史实,更能引人深思,给人教益。前秦皇帝符坚,征调九十万大军进攻东晋,已经狼吞梁州、歧山,进而又虎视淮阴。晋明帝召集群臣朝议,打算派谢玄率兵北伐抗秦。可朝中众臣议论纷纷,反对意见不少,明帝不能决断。这时,平日与谢玄矛盾很大的郗超站出来极力推荐,说:“派谢玄北伐一定能成功!”问其理由,他说:“我曾经同谢玄在大司马桓温府中共过事,看见他任用人才能尽力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即是办理一些小事,他也能尽心尽责,以此推断,派谢玄北讨定能建功立勋。”郗超是明帝的宠幸大臣,他的话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北伐大功告成以后,人们都称赞郗超有远见,又敬重他不因个人喜恶而埋没别人长处。
郗超挺身推荐谢玄,除他自身具有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私怨的品德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看到谢玄本人一贯重贤任能,从而推断谢玄北讨定能成功。在这里,郗超用了一个省略式直言三段论的推理形式。那被省略的大前提是:重贤任能,用人得当,便能建功立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谢玄北讨的成功证明了郗超推断的正确性。试想,当时秦王符坚拥有九十万雄师,而晋军总数不过八万,如晋所用非人,能在淝水一战,使不可一世的秦王符坚落得“风声鹤唳,败退八公山”的下场吗?
与重贤任能相反的是忌贤妒能。忌贤妒能者多半是暗藏私心的机心之徒。唐相李林甫可谓这类人之典型。《资治通鉴·唐纪》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啗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党同伐异,乃此类人之能事。
此类人弄权,一误国,二害民。——使人民蒙受八年灾难,导致大唐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便是忌贤妒能、怀私用事的李林甫一手酿成的。
历史虽属往事,但可引以为鉴。
同时,历史的发展还是一个辩证的否定过程,辩证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既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想:为国为民的公心,应是永恒的精华,代代相继,理当发扬;而祸国殃民的私心,实为历史糟粕,必须剔除!
(本文初稿1987年刊于《雏声》,/ 2006年仲夏修订。/2018年12月刊于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放歌新时代》【改革开放四十年文艺作品集萃】)
鉴古观今话是非
重庆江津 临峰愚叟孙传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必须树牢正确的是非观,做到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始终保持鲜明的是非观念和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见2017年6月21日中国组织人事报)
是与非,是人们衡量事理的基本尺度。人们对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对所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无不以“是非”为标准去加以评判。何是,何非,形成社会舆论,促使社会行为规范,凝成推动人们自觉遵守行事准则的无形力量。
真与假,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正确与差错,真理与谬误,都属是与非的问题。真的、善的、好的、美的、正确、真理,人们称是,无不赞美它,追求它;假的、恶的、坏的、丑的、差错、谬误,均以为非,都反对它,唾弃它。乍一看,识好坏,辨是非,并非难事,然而“看似寻常最奇峭,诚如容易却艰辛”,真正要辨别是非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俗话说:“识好坏者有水平,能辨是非的学问深。”纵观古今,此言不谬。
楚人卞和,砍柴荆山,见一只美丽的凤凰栖息在青石上。据传“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卞和便认定这块青石是宝贝,于是将它献给国家。楚厉王叫玉工鉴别,被判定是块普通石头,厉王就把卞和当作骗子,砍掉了他的左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仍被说成是石头,再次被当作骗子,又砍了他的右脚。待到文王即位,卞和双脚早残,已无法去献宝,便抱着宝贝在荆山下痛哭。三天三夜,泪流干了,继而便流出血来。文王得知后派使臣去对他说:“天下被砍了脚的人多得很,你为什么这样悲伤?”卞和说:“我不是因为被砍了脚而悲伤,最使人痛心的是宝贝被评定为石头,正直的人却被称为骗子,这才是我真正悲痛的原因。”使臣把卞和接进宫中,文王叫人剖开石头,从中得到一块洁白无瑕的美玉,世人把这旷古奇珍,命名为“和氏璧”。几百年后,秦王嬴政又将这稀世之宝琢成传国玉玺,这方玉玺作为政柄在我国袭用了一千六百多年。
卞和的是非观点最是分明。他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始终不渝地以国为重;负屈含冤,不为已悲;身遭重创,仍不容是非颠倒:实不愧为一个有见地的真士!文王也不失其聪慧,他识好坏,明是非,国家因之而获至宝,人们称道他也是应该的。厉王、武王却是十足的蠢货,言误国,行殃民,他们的昏聩,不仅使国失瑰宝,且陷志士“怀璧其罪”,真正是千古罪人!
是非难辨,难就难在事物的本质与现象的矛盾。由于现象的多样性与多变性,以假乱真的情形在生活中可谓是屡见不鲜的。一个人如无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的功底,要想明辨是非,谈何容易!《西游记》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的故事,就很能给人以启迪。白骨夫人为了捕捉唐僧,知道武取不成,便将真相隐起来,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月貌花容的女子。猪八戒道行浅,水平低,自然是解不透的。白骨夫人惺惺作态,姗姗而来,那呆子见了,连忙笑脸迎上,口称“女菩萨”。美猴王则全然不同,他火眼金睛一睁,立辨真伪,一声断喝:“妖精哪里逃!”掣铁棒便打。白骨夫人虽使“解尸法”一变再变,却始终逃不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可惜的是,好人多难,能使敌手闻风丧胆的孙大圣,竟在阴沟里翻了船——他道行高,能耐大,遭人忌妒;他性情直,顶撞上司,得罪心术不正的同事:终于,在受尽紧箍咒的酷刑折磨后,还被师父逐走了。
平心而论,唐僧的本质并不坏,只是太过愚蠢,易于被假象所蒙蔽。人们恨他(郭沫若诗云“千刀万剐唐僧肉”),在于怒其执迷不悟:为什么硬不听大圣的忠告,偏偏听信那呆子的谎言?世外人法无定法,何以要仗着有观音撑腰便非法而罚?武断逐徒,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人妖颠倒是非淆”,堕入套子,罹难遭苦,活该!
猪八戒犯错误,固然因其才疏学浅,难辨是非真伪,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这呆子妒贤忌能,心术不正。因为忌妒心强,故而谗言谗语,老在师父面前唆嘴;由于心术不正,见到俊俏女子就生邪念,起歪心。由此可见,明辨是非,除了要受学问深浅、认识水平高低的制约而外,还有一个品德问题。品德端方的正直人,是就是是,非便是非;而机心之人却会随心所欲地把实事扭曲,将是非颠倒,于是便有立功遭罚的——卞和、孙行者都是实例;无功得奖者——
“薛仁贵征东,张士贵得封”就是典型。
当今之世,社会飞速发展,可诸多的反常,也实在是与时下的物质文明不相适应:全心为民,有人诬你沽名钓誉;大公无私,有人说你傻帽;救人者,遭被救的咬定成肇事者;“大贪大盗作报告,小贪小盗上手铐”;嫖赌,被誉为时尚;人贩子,被捧成“长线红娘”;……更有暗箱操作者,喜欢意气用事:他们的是非标准随心变幻,他们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他们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古人云:“天下义理,只有一个,是与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明是非,秉公行事,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岂能不为之鼓与呼?
事实告诉我们:炼就“火眼金睛”,明辨是非,是每个人必修的课程。有关修养的教科书也指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同时在我们周围存在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明是非,辨美丑。这是青少年思想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思想修养伴随人的一生,青少年当如此,中老年又何尝能例外?
(本文初稿1985年刊于《雏声》。2015年更名《闲话是与非》作卷首语刊于《重庆广播电视报》2015第31期。2018年7月刊于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纪实中国——国家重点理论自信创新与发展文选》)
作者简介:
孙传松 字恒苍,号临峰愚叟。男,戊寅年正月廿五日辰时出生,四川资中兴隆人。
幼入私学,寒窗五载,改上公学,初中高中而高校,196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毕业分配入省委组织部。1969年4月,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号召,从四川省委组织部调至军工企业国营467厂,参加三线建设。厂建竣工,入子弟中学任教。
重庆江津三线战士,杏坛底层一介布衣。
现为中华诗词家联谊会会员、中华诗词家协会理事、中国老年作家协会会员、心潮诗友、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会员、半朵中文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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