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后排的吊扇总在转，把粉笔灰吹成细小的雪，落在摊开的数学练习册上。我数过那道抛物线的拐点，数着数着就听见窗外的蝉鸣——它们像被晒化的糖，黏稠地粘在七月的空气里。

    那时我们总在课间冲向小卖部，冰袋在掌心化成水，顺着指缝滴在白球鞋上。有人用圆规在课桌上刻下模糊的名字，有人把情书折成纸飞机，看它掠过黑板上“距离高考还有365天”的红色标语，最终栽进前排女生的马尾辫里。

    晚自习的灯光是橘黄色的，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我见过最安静的认真，是同桌在草稿纸背面画下的星空；也听过最响亮的秘密，是后排男生趁着老师转身，用口型说“周末去打球”。偶尔有晚风吹进来，带着操场边栀子花香，掀动某个人摊开的笔记本，露出夹在里面的、没署名的歌词。

    后来我们在蝉鸣渐弱的九月各奔东西，有人把校服外套丢进了旧衣柜，有人把毕业照里的笑脸藏进了行李箱。直到某个夏日午后，我路过一所中学，听见熟悉的蝉鸣从围墙里漫出来，突然想起那年夏天，我们对着夕阳喊出的愿望，原来早就随着风，落在了往后的日子里。

    青春大概就是这样，像没吃完的冰袋，像没传出去的纸条，像吊扇转过的圈，琐碎又明亮，在记忆里永远保持着二十度的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