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学年富

           年姓，中国姓氏之一，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名第498位，较为罕见的姓。年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但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在台湾省则名列第六百一十二位，望族出怀远郡。明朝时期，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年氏又有新的血液加入。这新的血液，就出自严姓。年姓的望族居怀远郡。据《明史·年富传》记载，“年姓本姓严，后讹为年。”年姓望居怀远郡（在今安徽省北部怀远县境内）。山西太原，阳泉，长治皆有分布。今安徽省的蚌埠市怀远县，宁夏的盐池市，辽宁省的沈阳市，河北省的保定市，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松江区，青海省的西宁市，香港特别行政区，陕西，台湾省等地，均有年氏族人分布。

          明代最有名的清员就是年富，他一生兴利除弊、关心民瘼。

          明代仁宗、宣宗两朝，号称“仁宣之治”,继其之后，景帝、英宗尚能“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宴。”明朝前期这几朝,之所以基本上保持了升平治世气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几朝,无论是中央的内阁辅臣、六部尚书，还是地方的封疆大吏中，都布列一大批名德老成之士。“人存政举”。他们擢贤任能，励精图冶，兴利除弊，义无反顾，终于成为一代之治。在这 些“老彦之臣中，年富就是其中的一位。

年富，字大有，安徽怀远人。本姓严，因人错呼为“年”，即以讹传讹，改“严”为“年”。永乐中他中会试副榜，授山东德平(今山东临邑县北)训导，这是一名县学教官。此时他年甫逾冠，就十分严肃稳重，俨然一名老儒。宣德三年(1428年)，年富以最优的政绩，被提拔为吏科给事中。旋又因六科任重，受命与贾铨并掌刑科。此后，他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部门任职，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五朝，不论在哪里，他都能清廉刚正，始终不渝，从而成为一代名臣。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农民阶级是封建国家的主要剥削对象。但一些有远见的地主阶级官僚，总是主张把这种剥削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因为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激化阶级矛盾，甚至危及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他们反对过度剥削，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民瘼的关心。年富也是如此。在他的从政生涯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比较关心民间的疾苦。宣德年间，他任吏科给事中，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以封驳纠劾为职，年富在此任上，积极陈奏民间疾苦。当时江南百姓佃富人之田，每年要交纳很重的田租，可是一遇荒年凶岁。朝廷往往下诏减免税粮。但在佃农向地主交租，地主向国家交税的情况下，减免税粮，只是恩及地主富户，而细农的田租却一仍其旧，负担没有丝毫减轻。所以他请求朝廷下令，凡“被灾之处，富人田租如例减免”。他通过调查又发现，每逢饥年，各地方政府没有现粮赈济贫民，而一些大户往往囤积居奇，抬高粮价以牟取暴利，州县官竟毫无救恤之方，因此他奏准朝廷，今后凡遇荒歉，政府为贫民立券，贷富人粟分给贫民，候年丰偿还，富户不准提价，但官府可以免去富人杂役。以为利息。上述两项建议执行后，在一定程度上解救了贫苦百姓的燃眉之急。正统九年(1444年),年富为河南右布政使。当时河南正在闹饥荒，饥民流聚十数万，“剽掠乡邑”。年 富上任后，马上拿出大粮食，赈济饥民，同时劝农回乡复业，并给予妥善安置，很快安定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景泰二年(1451年)春，年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提督军务。当时由于经过土木之败，明朝受到很大损失，陕西也存在很多弊端，人 民困苦尤甚。年富来后，一意拊(fu，音抚)循，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他向朝廷奏免了该地区秋天的税粮，又罢去各州县所设的税课局,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原来太原人民要运粮至大同，徭役很重。年富下令停止了这项徭役。这些措施使得百姓在艰难竭蹶之中得以休养生息，从而赢得了百姓的称颂。

              任何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产生一些弊端，从而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的正常发展。革除这些弊政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年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有卓越的才识。能够洞察社会的一些积弊，而且能够“遇事直前，不顾利害”，坚决去革除这些弊政。早在永乐时，北方蒙古族一些首领往往率众投降明朝，朝廷即赐以官爵，给以厚禄。年富认为这种做法，一是“坐耗国资”，增加国家开支，二是“养乱招危”，这些人杂处京师，容易造成祸乱。所以他建议历考明验，参酌成规，将这些人统统遣还故土，这不仅可以满足他们的故士之思，而且消除了京都的隐患。他还了解到，由于明朝对佛、道的推崇、优待，佛、道可以免去各种赋税、徭役。这样，一些军户、民户为了逃避赋役，往往冒为僧、道。这些累以万计的冒牌僧人、道士，平时不耕不织，完全成为一个寄生阶层，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他们甚至“拥妻妾于僧房，育子孙于道舍”，有伤风化。针对这一弊端，年富上疏春帝，请求贵成礼部，检查各处寺观，发现未经正式剃度的 僧道，一律令其还俗复业，隐占者也逮问还俗。上述建议，基本上被采纳施行。这样无疑抑制了寄生阶层，增加了劳动人手，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英宗即位后，年富迁陕西左参政，总理粮储，后又会计岁用，筹备军饷。他向朝廷指出，陕西一省所收二税共一百八十九万石，屯粮七十余万石，共计二百五、六十万石，由于水旱流移，减免税负，大致三分减一，这样每年税粮只能收到一百五、六十万石，而每年支出则需一百八十余万石，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镇守将臣根本不考虑到国家的开支，只知请求增加军队，而不知军饷何由给予。所以他请求减去冗卒，淘汰驾马，这样既可节省一部分开支，也可杜绝侵耗之弊。英宗批准了他的建议。

          明朝初年，为了防御北方蒙古族的侵扰，在北部先后设立了三个军事重镇，又叫三边。三边驻有重兵，都要依赖内地的供应。因此每年要役使大量军卒和百姓，长途运送粮草，百姓劳苦不堪，而一些豪猾却乘机因缘为奸利。年富决心革除这些弊端。他根据运粮道路远近，重新确定征派赋役的数目，粮食出入严格进行登记查核，进行登记查核，堵塞豪猾从中图利的漏洞。结果，“宿弊以革，民困大苏”。解民困、革弊端，就必须严惩贪赃。但是当时对犯贪赃的官吏却特别宽容，轻者不问，准予复职，重者也只要立功就可以赎罪复职。其结果造成一些赃官毫无顾忌，逍遥法外。年富上疏朝廷，尖锐地指出，出现这种情况应是法官的过错。提出严惩贪赃。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年富能义无反顾地同不法权贵作坚决的斗争。在陕西，他发现边疆的一些将校往住用非法手段霸占或强迫军士为自己开垦大量腴田，有的竟多达三、四千亩，而他们却不要向国家交一粒税粮。年富立即向朝廷上奏，请求将这些田地每顷输赋十二石。由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后来减三分之二,遂为定制。巡抚大同时，他了解到一些权贵如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郑宏、武进伯朱瑛，常常令家人领官府银帛，以米充实边饷，而他们从中却大肆贪污，造成边饷匮乏。于是他向朝廷上疏弹劾这些权贵。虽然由于皇帝的庇护，石亨等获宥，但其家人还是依法治了罪。对于亲王宗室，加果违反章程，年富也不予原宥。石秀将石彪协同大同时多有违法行为，分守中官韦力转和山西参政林厚也恣行不法，年富都向朝廷一一揭露了他们的罪行。英国公张懋及郑宏在边境各置田庄，抢占民田，开垦荒地，役使大量边军耕种，残酷剥削军士和边民，并逃避国家税粮，年富也上疏弹劾，结果朝延命令军士全部回归军队。由于他不畏权贵，刚直不阿，因此，“威名重天下”。他到哪里，哪里的权贵、豪富均为之收敛。年富对不法权贵豪猾所进行的义无反顾的斗争，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从而也遭到了他们的猖狂反扑。

           在陕西左参政上,年富就屡遭攻击，但他的廉正无私毕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所以陕西文武将吏唯恐朝廷将年富调走，纷纷上疏陈述他的劳绩，为其辩诬，方得停俸留任。巡抚大同时，因为曾弹劾过石亨、郑宏、朱瑛罪，又揭露过襄垣王、石彪、林厚等不法行为， 尤其是石彪。于是他们蜂拥而上，诬蔑诽谤，企图合力把年富济走。但当时在朝廷掌权者正是清官于谦，他深知年富的正自刚强，放“力保持之”。景帝也十分了解年富的公正，故年富的一些建议基本能得到批准施行。甚至当林厚诬陷年富时，景帝还说:“厚怨富，富执法公廉，诬富得自便。朕以边事付富，终不以一人辱富。” 同时告诫垣 王，令他遵守法度，“勿得污风宪大臣。”这对年富是个极大的支持。景泰八年(1457年)初，朝中风云突变。由于景帝患病，石亨、徐有贞和太监曹吉祥等发动“夺门之变”,拥戴英宗复位。石亨以“首功”进爵忠国公，“眷顾特异，言无不从”。他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两京大臣，斥逐殆尽”， 并以私憾杀掉于谦等，年富时也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被罢归。石亨侄子石彪也被召回朝中。他觉得时机已到，便和一些权贵联合起来，百般攻击诋毁年富，加上石亨从中推波助澜，英宗一时被蒙蔽，竟将年富逮下诏狱。

         有一次，英宗向大学士问及年富情况，李贤竭力称赞年富能够兴利除弊，英宗终于醒悟过来，说:“此必彪为富抑，不得逞其私耳。”李贤马上抢着说，“诚为圣谕，宜早雪之。”于是英宗派员调查，结果查不出年富有任何违法的证据。这一年，户部缺尚书，李贤竭力推荐年富，虽遭一些人的反对，但英宗却说:“户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为贤也。”特召还年富，让他挑起户部尚书的重任，表现了对年富的极大信任。年富手握全国财政大权，忠心体国，“酌赢缩，谨出纳”，有关钱粮收支大事，必自躬亲，使得“吏不能欺”。事关重大者，僚属不敢负责任，年富就对他们说:“第行之，吾当其责，诸君毋署名可也”。因此，自他出任户部尚书以来，“部事大理”，气象为之一新。年富虽在户部，但对于本部门以外的事，他也敢问敢管。宪宗初年，因为陕西频繁用兵，而经理粮饷者却很不得力，因此他请罢左布政孙毓，用右布政杨睿、参政娄良、西安知府余子俊。进贤退不肖，这本是吏部之事，所以吏部尚书认为年富越权。但年富却据理力争;“荐贤为国，非有所私也”。

          由于他荐贤出于公心，所言确有道理，结果宪宗还是罢黜了孙毓。年富廉正强直，始终如一。“然性好疑，犹恶干请”。如果有人为了私利来走年富的“后门”，年富一定会断然拒绝。

          久而久之，部属中一些狡黠者摸到了他的脾气，“故反其意尝之”。他们如果希望此事成功，就故意在年富面前说此事不可行，那么年富也就一定要办成此事。如希望此事办不成，则故意在年富面前请求速办此事，那么年富一定会断然拒绝，因而往往上当。

         宪宗初年，年富病逝，赐溢恭定。他一生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虽屡遭攻击，历尽坎坷，但不改其志。他那兴利除弊、义无反顾的执着精神，值得人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