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通常被称作心。粗疏而论，人心可分为公心与私心两大类。是公心，是私心？立身行事必见分晓。

《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故事，颇耐人寻味。

晋平公问大夫祁黄羊：“南阳没有县令，谁可以去担任南阳令？”祁黄羊回答说：“解狐可以。”平公惊讶地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么？”祁黄羊正色回答说：“你问的是谁适合担任南阳令，并没有问哪个是我的仇人呀！”平公赞叹不已，连说：“好，好！回答得很好！”于是任命解狐担任南阳令。全国人民都十分称道祁黄羊。

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国家缺少一个军事长官，哪一个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么？”祁黄羊坦然地回答：“你问的是谁适合任军事长官，并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啊。”平公说：“对！”根据祁黄羊的推荐，平公又任命祁午作了军事长官。这事又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

政治思想家孔子听到这消息后，十分赞赏地说：“祁黄羊的主张真好！‘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真正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

所谓“外举不避仇”的“仇”，并非是仇敌，而是指同自己意见不和、私人矛盾大的人。量才据德推荐同自己有矛盾的人担任要职，若无公字当头、不计个人恩怨的胸怀，没有以国家为重、事业为重的人品道德，是万万作不到的。

“外举不避仇”难能可贵，“内举不避子”也不容易，因为推荐自己的儿子任职，难免有任人唯亲之嫌呀。可见，“内举不避子”也须有不计个人得失、毁誉的品德才行。

天下万事，难与易都是相对的。大凡办事有了准则，难事也可变成易事。无论“外举”，还是“内举”，所举均须贤能，牢牢把握住这个准则，“内举”、“外举”，何难之有？

不过，世间之事，说来容易做来难。难在哪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难就难在真正的公心难树，私心难了啊！

《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另一史实，更能引人深思，给人教益。前秦皇帝符坚，征调九十万大军进攻东晋。已经狼吞梁州、歧山，进而又虎视淮阴。晋明帝召集群臣朝议，打算派谢玄率兵北伐抗秦。可朝中众臣议论纷纷，反对意见不少，明帝不能决断。这时，平日与谢玄矛盾很大的郗超站出来极力推荐，说：“派谢玄北伐一定能成功！”问其理由，他说：“我曾经同谢玄在大司马桓温府中共过事，看见他任用人才能尽力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即是办理一些小事，他也能尽心尽责，以此推断，派谢玄北讨定能建功立勋。”郗超是明帝的宠幸大臣，他的话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北伐大功告成以后，人们都称赞郗超有远见，又敬重他不因个人喜恶而埋没别人长处。

郗超挺身推荐谢玄，除他自身具有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私怨的品德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看到谢玄本人一贯重贤任能，从而推断谢玄北讨定能成功。在这里，郗超用了一个省略式直言三段论的推理形式。那被省略的大前提是：重贤任能，用人得当，便能建功立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谢玄北讨的成功证明了郗超推断的正确性。试想，当时秦王符坚拥有九十万雄师，而晋军总数不过八万，如晋所用非人，能在淝水一战，使不可一世的秦王符坚落得“风声鹤唳，败退八公山”的下场吗？

与重贤任能相反的是忌贤妒能。忌贤妒能者多半是暗藏私心的机心之徒。唐相李林甫可谓这类人之典型。《资治通鉴•唐纪》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啗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党同伐异，乃此类人之能事。此类人弄权，一误国，二害民。——使人民蒙受八年灾难，导致大唐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便是忌贤妒能、怀私用事的李林甫一手酿成的。

历史虽属往事，但可引以为鉴。

同时，历史的发展还是一个辩证的否定过程，辩证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既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想：为国为民的公心，应是永恒的精华，代代相继，理当发扬；而祸国殃民的私心，实为历史糟粕，必须剔除！

（本文2018年12月入编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放歌新时代》【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艺作品集萃】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