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生蹭蹬鬓成丝”

前文曾提及王安石的高贵性与苏东坡的平民化，这里头可是大有说头儿的，家庭、地位、性格、心态、脾气之类且按下不表，最根本的不同点就是那两个字儿：蹭蹬。

　　王安石虽然也“蹭蹬”过，但次数很少，时间不长，远不像苏东坡那样累计“蹭蹬”廿余年。

　　熙宁二年（1069年），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再次被神宗起用，1076年又罢相，闲居于江宁。

　　毕竟在官场厮混多年，经验丰富自不必说，棱角也早被磨得既平且光又滑了，再加上年岁较大，心态自然日臻平和。另外，凭着精明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应该会知所进退、懂得柔让，知道仅凭一腔热血，一味猛打猛冲，吃亏摔跟头乃是必然结果。因此，王安石遭遇的“蹭蹬”，正好给他提供了台阶，至多让他感叹两声，写两首隐晦的小诗诉一诉心声，其它的就无所谓了。

　　被发配到海南儋州之前，苏东坡跟他恐怕没有可比性。

　　苏东坡这方面的经历，不知史学家是怎么评价的，反正我总觉着，他几乎跟晚辈陆游差不了多少，质量上均属“一生蹭蹬鬓成丝”类型，区别只在于他与后者共享着“人生如梦”之际，还会额外地“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他在行将去世的前夕，曾作诗自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陈鹏对此作了翻译，我将其译文略加变动，变为：俺老苏这辈子没弄出啥名堂，不是在贬谪之地猫着干革命，就是在去贬谪之地的路上当苦行僧。

　　其实在“三州”之前，还有好几个州，苏东坡却没提。或许是担心提了当年勇、对比太强烈会让某些依旧还活着的人脸上挂不住，或许是觉得反正都过去了、炫耀那些已经没啥意思了，或者干脆就是基于篇幅字数的限制、句子长短的齐整、乃至以少胜多的艺术追求吧，总之他就是没说因“蹭蹬”而遭贬去黄州之前的杭、密、徐、湖四州，以及其后的伤心之地汝州、快乐之地常州的事儿。高太后临朝听政后，砸缸后声名大噪的司马光重回相府，以王安石为核心的新党集体被打压，他得以复为朝奉郎而知登州，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而被召还朝，随后在三四个月内不断地升、升、升，连升五级至礼部贡举。

　　后因人格、品格、性格、风格诸多格，他既不能见容于新党，也不能见谅于旧党，于是再次打报告申请外放，去了“二进宫”式的杭州担任知州。在此快活了两头挂橛儿仨年头，实际上只有一年多，便被朝廷一令召回，留下了一条任人随便说学逗唱的“苏公堤”，不出意外地被北宋末的竹坡居士叹惜为“犹有平堤绕碧流……此翁零落已山邱”，被南宋初的思学道士感慨曰“游子岂知坡老意，两山长拥夕阳西”，被新时代的词曲歌者戏唱成“折一枝杨柳竟然也像几分苏东坡”，扬言要“为你穿行万里不罢休”，“笙歌一首唱尽你的柔”，“在断桥梦里等与你相遇”的《苏公堤》。

　　没过多久，又是“政见”惹了祸，好在职位没升未降，到颍州后还是个知州。相继担任颍、扬、定三个州的知州不满三年，便二度遭贬到惠州做了宁远军节度副使，在彼时日不算长可也不算短，只比提前为今日遭贬打了底儿的“黄州四年”少了一年。紧接着，眼看已经活了一个甲子、正吃着六十一岁的饭呢，也不让人遵规离退休，却被放逐到了海南岛儋州。

　　那时被发配到江南、岭南就算去蛮荒之地了，何况又是心惊胆战地乘着一叶孤舟，漂洋过海去了离东京八帽子远的边徼之地？那地儿说起来属于大宋国土，但在国人心目中，恐怕跟苏武出使蛮夷、持节牧羊之地一般令人惶恐。

　　那些不知三十年后便要陷落金兵之手的国人，在酒场儿坐桌时少不了会议论这一惊爆大片，就像他们过去经常议论误被派出所喊去叫去、领去传去、抓去逮去的张三、李四、王五和赵六们那样。

　　虽然警方后来问明白、查清楚啥事儿都木牛，只是把他们“暂留”了几个钟头、十几个钟头、几十个钟头，或者一天一夜、几天几夜，但绝对没有超过七天七夜就放掉了，他们或互慰着、或自慰着万幸没有在那里头被“躲猫猫死”、“冲凉死”，也没有被“洗脸死”、“喝凉水死”，却不料出来以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千夫指”，走到哪儿都被人指点着说：瞧，就是他！他曾经去过那种地方！

　　我曾胡乱揣测过，“儋州四年”对苏东坡阳寿的折损，估计会超过“黄州四年”。毕竟年龄开始不饶任何人了，加之水土不服问题，加之传说称朝廷将官员放逐海南的处罚，乃等级仅次于满门抄斩罪之刑罚。

　　因此，尽管他说到做到地把故乡当作托生所，把这里视为铁故乡，并且留下了民口皆碑的政绩和佳话、乃至“东坡话”，然而在获得朝廷大赦、复任朝奉郎而北归途中，他绝不会像杜甫那样“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心里头定然是毫无一丝喜兴，怕是比从未像他那样到过真正的天涯的马致远更加地“断肠”吧。

　　要不然，他也不至于到了镇江“龙游寺”（金山寺）游玩时，看到了好友李公麟所绘的东坡像，毫不应景、大煞风景地写出四句偈语式《自题金山画像》，自言“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后面还有两句，就是前文刚刚说过的那两句，在此不再重复。

　　终生信佛并喜欢与佛印逞才斗嘴的苏东坡，估计已然超前地预料到“一诗成偈”必会变作一语成谶，自知即便是花开见佛性、心内有灵山也拗不过现实和自然，因为油尽灯草枯了谁也没法儿。

　　几个月后，“已灰之木”便在常州被装进灵柩，盖上了棺材板儿。第二年，孝顺的苏过遵从父亲生前之嘱，将灵柩长途运至汝州郏城县安葬。彼处即今之河南郏县，“三苏坟”全都在名唤小峨嵋山的东麓。二十多年前，我曾亲自去瞻仰过，亲眼看见过那儿的环境，觉得风水很好，但不知合不合乎古之“茔地仙儿”及今之“风水大师”们的行业标准。

　　“蹭蹬”了二十五年的苏武活了“80+”，“蹭蹬”了八十五年的陆游活了“85+”，“蹭蹬”了二十余年的苏东坡活了“64+”。

　　苏东坡自三十二岁以后，表面上“蹭蹬”了三十二年，但要是扣除他“少年狂”、“准少年狂”的工作年限，实际也就“蹭蹬”了、“准蹭蹬”了二十年出头儿。其中，前边的九年、中间的三年均属于嘴巴挣来的；儋州四年对其健康损害较大，惠州三年因年纪稍轻些、时间也短些而次之。

　　比较起来，我总觉着黄州四年和常州一年对其心灵伤害甚大，前者是因初遭重挫、敏感度与承受力成反比，后者则因离开黄州去汝州工作之故，孩子没了路费也光了，尤其是老年（虚岁四十八）丧幼子之事。好在他获批在常州居住，饿不着也冻不着，又有亲友在身边，还远离京城政治旋涡，抽空就赏玩美景也不怕谁告御状，所以他都造好了在此终老的长远规划。

　　对着这三位名号响当当、为人顶呱呱、作品呱呱叫的中华先辈，没有一个正经的、正常的、正确的人会说什么“人比人，气死人”的屁话、鬼话、混账话，只能痛惜而无奈地重复一下比苏东坡晚生七年、晚死十年，与开国功臣赵普一样曾三度“肚里能撑船”的吕蒙正所云的“时也，命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的话来表达心情，至多再感慨一句：信哉斯言。

　　再补充一句有点儿大不敬的话，同样伟大的鲁迅还比苏东坡少活了十来年呢。这是早些年步入五十四岁以后，我心里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的一个问题，耳边往往连带着还会响起我一不小心忘了原文就听不太懂的“绍普”式发音：“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了。”

　　说起来，苏东坡的官运算不上特别亨通，但还是非常平顺的，甚或因神宗驾崩、幼帝即位、太后听政而以准火箭级蹿升。盖因其改不了的诗人气质、文人脾性，全然抛开个人进步之事，不顾“政治正确”问题，将敌我两党混为一谈，自个儿吵吵着要降级调动，这才二赴杭州就任。

　　说他平顺，有史为证：首次到杭州工作，在通判位儿上坐了三年便升任密州知州，干了三年刚发完“少年狂”便调任徐州知州，才干了两年便因抗洪救灾“厥功至伟”而被调任湖州知州。

　　他在这几处的任上，看到了新法推行以后产生的诸多弊端，所以就持续地“不平则鸣”起来。那年头儿的官员非今日可比，个个都是亲自拿着刀笔考出来的，中榜前没有雇用枪手，任职后也不动用秘书，重要的公文全是自己起草，更不要说能显示才情的文学作品了。这有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心里踏实、感觉良好、睡觉不做噩梦，可也有个实际的坏处，那便是一旦出现了危机，想推诿都找不着解危的人头儿，有时甚至连橛儿还没拔出来呢就被危机管理者当成了偷牛的。

　　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相信苏东坡肯定早已倒背如流、铭刻心头了。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最近补充了一句“我写故我在”，这两句话苏东坡铁定没可能见过，但他的的确确就是这么做的。

　　怎么做呢？诗人嘛，何况是伟大诗人，当然是要作诗的。诗言志、歌永言也好，诗传情、歌咏志也罢，反正都要求创作者必须写出真实的想法、切身的感受，反过来也成立：凡是有了想法、有了感受，就得创作诗歌来表达、来抒发。苏东坡抒发的是新法实施中暴露的各种问题，艺术手法也是多姿多彩，尽情尽兴地表达着意见。幸亏那时交通、通讯、媒体都不发达，人口基数较小，爱打小报告者的比例也小，要不然恐怕他早就得吃锣鼓家什了。

　　然而，怎么说呢？若说成“人在做，天在看”似乎不够恰当，说成“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吧好像有些牵强，要说“踏雪有痕，接吻有印”还是比较对头的，然而苏东坡可能不太乐意自觉地、主动地接受。这有十几年前他过渑池时伤感而吟的诗里说的“飞鸿踏雪泥”为证，后来的很多事实都证明，他所想象的“哪复计东西”，只要“鸿飞”了就不必管身后洪水滔天了沸反盈天了那样的轻松、洒脱和超然实属阿Q式幻想，因为上面还有看不透的天在罩着，还有挣不脱的枷锁套着。当然这是后话了。

　　走马上任湖州知州后，苏东坡按照彼时的政治规矩，例行公事地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瞧这五个字儿，标标准准就是个八股文的题目，以其翰林学士级的水平，喝着小酒、打着麻将，只须三心二意即可圆满完成任务。可他偏不，偏要像新华社老记者郭玲春那样“喜欢与众不同的”，不愿落俗套，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思维写，“写出自己的个性,写出与别人的不同”，充分发挥诗人的特质、特性，展现出诗人的特点、特征，居然让一篇官样文章浸透了主观情愫，充斥着旗帜鲜明的价值取向。

　　老天爷，他这一逞意、一任性，可就坏了大菜啦！须知，他夹在官话、套话里边的那些真心话，无疑属于“异端邪说”，定个“忤逆罪”都是轻的。按照王法，触犯天条就得遭天谴，那“天”便是宋神宗。

　　该“表”总计328个字符，上半部分占172个，下半部分占156个，各有好听的、不好听的。上半部分先是称颂皇上几句，深表感谢之意，接着过度谦虚了一番，又狠狠贬抑自己一顿，相当于“臣罪该万死”了。在下半部分中，继续是恭颂、自损相结合式，尤其还夹枪带棒的，最后以“我太无能了”作结。

倘使细加考究的话，上半部分后边的31个字符均属承上启下之语，转折的标志就是那个“而”字。写到这里，我居然没来由地生出些微后怕感，因为我往往也会使用“然而”，而且其后跟着的总是不那么好听、不怎么友善、不恁般和谐的意思，不过我即刻便释然了，庆幸生活在一个好时代。

　　如果把31个字符的过渡句抠出来单独算成中间部分，或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将其当成下半部分的话，那么问题就显而易见了。不过，141:156也好，141:187也罢，这都只是数量上的区别，质量上并无多大差异。最关键、最要命的是，宋朝人虽然没有学过、研究过《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名著，但他们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并不算落伍，与天斗、与地斗属于百无一用的书生，斗起人来却是无师自通，有师更精。

　　瞧瞧吧，新党的人曾经随着大流儿赶时髦，也都拜读了那么长时间的东坡佳作和名著，一点儿好没学，半点儿教未受，免费读书的情更不会领了，凭藉其早已炼就的火眼金睛，一下子便看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像赌徒开牌前一般无二地定睛盯住，目光胜炬地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越看越感到每个字眼儿都不简单，随便想了想、猜了猜，深觉苏东坡这人可真奇怪：如此高智商、有大才之人，何以在政治上这般幼稚（按：古人并不像今人这般矫情，把幼稚、憨傻、愚蠢皆誉为“天真”）？

　　政治敏感或新闻敏感极强的新党人，这下可是真的发现了真正的新大陆，绝非像那个姓哥的外国人那样仅只是瞄见了所谓的“新大陆”，于是他们便死死地揪住不放了：“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党人扒拉着眼皮看完后，心想苏东坡可真够实在、真够大方的：这两句话字字珠玑、价值连城，哪里是两把枪啊，分明是两捆子、两大堆枪嘛！掰着指头一数，二十个字儿，二十条大长矛，掉转矛头照着苏东坡身上猛扎一顿，他岂不得立马变成一具尸体，死得不能再死了？啊哈哈，噫吁嚱嚯咿！

        于是乎，这帮人便像台岛内喜好首鼠两端、梦想多头通吃的投机政客柯文哲难得男人一回的那样，心有灵兽地把拳头朝桌子上一擂，齐声道：就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