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某工厂例行体检中，发现一晚期肝癌患者，确诊依据主要是B超查出其肝内有占位性病变。“B超”，这在当时算称是特别令人崇拜的诊断仪器，其可靠性几乎无人质疑，个别基层医生甚至到了迷信地步。这个诊断对该工人及其家庭，犹如接到“死亡判决”，倾刻间乌云压顶，乱了方寸。

领导及有关部们甚为重视，随即安排住院。美其名曰“治疗”，实际是安度余生。已到晚期，按当时的经验判断就几个月活命了。无非每天点滴些萄葡糖，口服些维生素之类。同时告诉家人想吃什么、想做什么尽量满足。

打自这天起，该同志从一个无忧无虑、活蹦乱跳的乐天派，转眼间变成了沉默寡言的等死病人。从此，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所有与肝癌有关的、无关的症状一齐袭来，没过多久，整个人瘦了几圈。最后，竟然吃什么都想吐，只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看来已病入膏肓，来日不多了。领导前来看望，一番“好好休息，既来之，则安之”的安慰之后，画龙点睛的问其有何要求。该同志想了想说：“一直有个想法，去北京天安门看看，可现在这个样子……”说到此，声音哽咽，眼泪双流。

对于该同志的这一心愿，抛开人之常情不说，就是按当时的政治气氛，领导也是要认真考虑的。

经商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厂医、家属、担架员四人组成的护送小组，通过汽车、火车将这位工人送至目的地，满足他最后的要求。其中两名担架员是特地从车间挑选的身强力壮、认真负责的年轻工人。

不日，这一行人起程，一路上大家各司其责，确保病人不出任何闪失。最辛苦的莫过于这两位担架员了，别看他们牛高马大，抡大锤、搬机器不在话下，可两人一前一后地抬着个病人，怎么走怎么别扭。为了了却阶级兄弟的心愿，他们一声不吭。

好不容易来到了北京，找个旅店住了一晚，次日便到天安门看了个足意，之后回旅店休息，准备买票回程。这时厂医忽然想到，他有个同学在北京的某大医院，何不请他找个权威点的B超医生，给这位工人再检查一下，或许有不同意见？于是一番联系。

第二天一早来到一家医院的B超室，医生询问了病情、体检材料之后，仔细检查着肝区各处：放大了看，再放大点看，反反复复好多次。医生只顾看荧屏，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这病人可是心急如焚，他多么希望医生告诉他“原来的诊断错了”，可又觉得肯定不可能，B超是个仪器，哪里查都一样，又害怕听到医生的答复。他万分矛盾、焦急地度过着一分一秒。B超室内鸦雀无声，空气凝固。一行人眉关紧锁、屏住呼吸、盯着荧屏，虽然明明什么也看不懂。大家多么希望出现奇迹！

感觉过了好久，医生停止操作，转向病人及随行人员，以绝对负责的口吻告诉“病人”：不是癌，是××瘤，良性。现在不用管它，观察就行。

天哪！这太阳真是往西边出来了！病人要疯了！他振臂高呼“医生万岁！”，滚下床来要给医生下跪。家属喜极而泣，另三人喜不自胜，击掌相庆……B超室立马换了空气，翻腾了！

在无法形容的喜悦中，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的感激中他们离开了B超室，担架——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