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使至塞上》是王维早年的诗作，也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篇。诗中叙述了他只身赴边的经历、描绘了途中所见到的景象，也暗中抒发了单车出塞的感受。其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是传诵千古代名句。但无论是对这一名句的理解也好，还是对王维此番经历和心境的阐释，历来都存在若干分歧。最近，我穿过六盘山东北的陇阪，经弹筝峡、汉代萧关，从会宁关西渡黄河达武威（凉州）、张掖（甘州），再沿被王维称为“长河”的张掖河（古弱）水北上，到达浅海嘎顺诺尔边的额济勒草原，这块古代的居延海已成为阿尔泰戈壁滩上仅存的一块绿洲。现将沿途所记的有关《使至塞上》的相关地域做一些考辨，并对诗意做一些诠释。
一、开元后期唐与吐蕃关系和王维的塞上之行
唐王朝在不同时期，先后与近三百个少数族政权发生过关系。唐与“四夷”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内附关系，如突厥一部、契丹、奚、高丽、安南等；二是宗藩关系，受唐册封，但不隶属，如新罗、天竺、骠等国；三是友好帮邻，如波斯、日本等；四是时附时反，突厥、吐蕃、回纥等都属这种关系。太宗灭东西突厥后，吐蕃就成了唐最主要的威胁，在太宗以后的二百多年中，时战时和，战火延及今日的甘肃、宁夏、青海等整个西北地区，中唐以后的一段时期，吐蕃的骑兵甚至直驱长安城下。而双方的和战及力量的消长，又与国势和执政者的素质关系极大。高宗时期，吐蕃最盛，“尽受党项、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俊等州相接，南至波罗门（印度），西又攻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⑴。当时唐高宗派曾大破突厥的薛仁贵率众十万伐吐蕃，结果大败而归。但到武后时又发生逆转：“至（武后）长寿元年（692），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夺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置安西都护府，发兵镇守之”⑵。中宗、睿宗时代则以和亲为主，中宗曾以金城公主下嫁。玄宗开元年间，双方战事又起，从开元二年到王维出塞的开元二十五年，双方在凉、瓜、甘等州共有过十一次大规模的交锋。冲突的原因固然由于河西、九曲地区水肥草美又出产名马，吐蕃志在必夺外，与开元末年唐玄宗由于国力强盛开始好大喜功、纵容边帅轻开边衅有极大关系，例如王维出使的这次就是如此。在此之前的开元十八年，吐蕃曾因兵败遣使求和，玄宗应允并谴皇甫惟明出使吐蕃。赞普弃禄速赞和金城公主大喜，悉出贞观以来所得敕书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第二年，唐又遣鸿胪卿崔琳使吐蕃，带去茶、帛等礼物，吐蕃复遣使者来京，求金城公主所需《毛诗》、《春秋》、《礼记》等儒家典籍，以示归顺王化之意；同年秋，又遣其相论尚它律赴京，请开赤岭为互市，玄宗允准，双方复归于好，河陇安定。但到了开元末，当年励精图治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已成了“开边意未已”的武皇，诸将风旨，更以轻开边衅来争宠邀功。开元二十五年的这场战事即是如此。开元二十四年，时为河南、陕运使得崔希逸迁为河西节度副使⑶。崔到任后，于次年三月与吐蕃守将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双方撤除守备，以示通好。但其部下孙诲邀功，力奏可以趁机掩杀，以绝边患。玄宗不顾道义准奏，并派宦官赵惠琮前去监军。这件背盟犯边之事在《旧唐书·玄宗记》中却成了赫赫战功：“三月乙卯，河北（西）节度使（按：应为副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嘴，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也就是在这种“天子非常赐颜色”，鼓励、怂恿轻开边衅的大背景下，当时在京任右拾遗的王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去凉州“宣慰”，并担任崔希逸幕府的判官。当时从长安到凉州有南北两条驿道：北道从咸阳出发，沿陇山山脉向西北，经邠州（今邠县）、泾州（今泾县）、原州（今固原市），在瓦亭关转过弹筝峡越六盘山北上，到会宁关再折向西北，经会州（今会宁县）过乌兰关达河西节度使府凉州（今武威市），全程一千八百余里。⑷王维此次出使即是循此线，后来的高适、岑参赴安西，杜甫去秦州亦是沿此线。南道出咸阳循陇山南麓沿渭水西行，经马嵬驿、武功（今武功县）、扶风（今扶风县）、凤翔（今凤翔县）、陇州，在大震关翻越陇山到秦州（今天水市），西行至临洮北上达金城县（今兰州市），再折向西北经广武达凉州。《使至塞上》应当是写于这次出行之后（这个问题下面将专论）。诗中不但出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种极为雄浑开阔的画面，而且像“属国过居延”、“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等叙述之中，也带有某种夸耀帝国声威的意味，情调也是乐观向上，甚至有着某种期待，与当时朝廷乃至整个时代气氛是合拍的。
二、《使至塞上》所涉及的若干地域
王维这首诗中，涉及安西都护府、居延塞、萧关和长河等西北地域和区划，下面逐一加以考释：
安西都护府。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起，陆续在周边建立了八个都护府。其中的安西都护府驻地在交河，高宗显庆年间徙于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附近）。到了玄宗开元年间，只剩下安东、安北、安西、安南、北庭、单于六个都护府。其中安西都护府设在龟兹，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辖区包括今日的南疆、甘肃部分地区，直至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广大地区。该镇在高宗时为吐蕃所占，到武后时为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夺回。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安西四镇又被吐蕃侵占。当年，安史乱起，唐王朝陷于内乱之中，再无力收复四镇。吐蕃即以四镇为基地，不断内侵。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吐蕃攻陷长安，代宗出逃陕州。到德宗时，双方签盟，唐王朝以割让河西大片土地来换取停战，安西遂为吐蕃所有，直至唐懿宗咸通五年（866），吐蕃因内乱而亡止，但此时“唐亦衰焉”。
居延，有两种内涵：居延县与居延海。居延海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颜卓尔盟的额济勒旗，是河西通往漠北的门户。汉武帝时代北击匈奴，往往就是从居延出兵。据《汉书·霍去病传》：“将军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千余级”。由于干旱等原因，居延海今日已变成草原和牧民居住区的额济勒旗。但至少在北宋，居延海一带还是烟波浩渺、鸥鹭出没之处，并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一条主要信道。据《宋史·高昌传》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今日的吐鲁番）”。王延德等后来将出使的经历写成奏章复命，这就是《使高昌记》。记中对其经过的居延海一带有段描叙：“次历阿敦族，经马骏山望乡岭，岭上石龛有李陵题字处。次历格罗美源，西方百川所汇，极望无际，鸥鹭凫雁之类甚众”。这个百川所汇的格罗美源就是居延海，有李陵题字的马骏山就在其东北。另一种内涵是指居延县，为汉代匈奴人归附后的居住地，在凉州（今张掖市）西北一百六十里处。居延本在漠北，为匈奴一个部族的居住地。汉武帝时，匈奴内讧，昆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众降汉，汉武帝设五个属国来安置其众，其中一个属国在张掖附近。王维在诗中所云的“属国过居延”就是指此，而且是沿用汉代的称呼，并非如有的选注所云“经过了居延这个唐朝的附属国”。历代关于居延的记载有一些含混，未将居延海、匈奴人归附后的居住地和原住地加以区隔，甚至将这三者混淆，这是我们在阅读史籍时需认真注意的，如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居延距张掖“千六十四里”；《史记考证》则记为一千六百里；唐《元和郡县志》则里“居延海在甘州张掖县西北一百六十里。即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者”。至于今天有的学者在《王维诗选》注释中所云居延是“汉建县，属张掖郡”⑸，如指的是匈奴人归附后的居住地，则应是居延属国而不是居延县；而王维所经过的恰是居延县而不是居延属国。至于居延海到张掖地距离，今居延海虽不存，但遗址仍在。如果我们沿着张掖西北的弱水，经流沙到达额济勒的嘎顺诺尔、索果诺尔这些当年的居延海地区，正好是一千里左右。所以最早的地书《括地志》的记载是正确的。
萧关，即古陇山关。这又有汉代萧关和唐代萧关之别。张守节《史记正义》，谓在原州平高县（今甘肃省平凉县）境内；《元和郡县志》具体指在“县东南三十里”。这两者所说的都是汉代的萧关。汉代的萧关位于六盘山东的陇阪之上，下临弹筝峡，是河西节度府的东大门，也是中原进入西北或外族入侵关内的咽喉之处。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5），匈奴由西北攻入萧关，杀北地都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等西击匈奴，则是由此出塞。唐代在汉代萧关北二百一十里处，清水河东侧设萧关县，这就是唐萧关。唐代的萧关并非中原通往河西、安西等节度府上的要塞，而是位于通往朔方节度府（使府在灵州，今灵武南）道上。南朝何逊诗：“候骑出萧关，追兵赴马邑”，指的就是此萧关。王维是去河西节度府，是不经过唐萧关的，同“属国过居延”一样，仍是沿用汉代的称呼，这是需要辨明的。
长河，即弱水，又叫张掖河。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甘州（今张掖市）附近，沿祁连山和合黎山之间的峡谷流向西北，在与凉州（今酒泉市）附近发源的酒泉河汇流后，又在宁寇军（今同城镇）分为数支流向居延海。西边的两条分别叫木林河、纳林河，今已消逝；东边的两条叫弱水，分别流向今日仍存的两个浅海嘎顺诺尔和索果诺尔。居延海消逝后，这条长河就成了额济勒草原的生命河，它所汇聚的嘎顺诺尔和索果诺尔两个浅海，使周边的额济勒草原成为阿尔泰戈壁滩上仅存的一块绿洲。
三、《使至塞上》若干诗意的理解
1、关于“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的内涵
有一些注本和赏析文章认为这两句表现了王维因受排挤、不得已而赴边的“悒郁和激愤之情”。如王长立在一篇鉴赏文章中说：这两句“是用比喻的手法写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诗人先把自己比成随风飘飞到塞外的蓬草，以蓬草的行止全由无法抵御的强风支配，表明此次出使是因受排挤而成行，非是己心所愿；再把自己比成由于天气转暖而向北飞去的归雁，以归雁的南来北去都受气候变化的支配，来暗示自己的行动是受朝廷差遣，实乃身不由己”⑹。其实，如果要说这当中有离家万里的孤独感，或是表现了西行路上的艰辛，尚在情理之中，这也是长途跋涉者几乎都会产生的人生感受。但如果要说这是比喻王维此行是身不由己，是由于受排挤而产生的忧郁和激愤，就有点想当然了。产生这种想当然的原因在于：一些研究者认为王维的这次赴边，与张九龄的罢相有关。开元二十五年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牛仙客，玄宗大怒，将周廷杖而死，时为宰相的张九龄亦因曾引荐周而获罪，被贬为荆州长史。张是一代名相，对王维有知遇之恩（王任右拾遗即是张的提拔）。张的被贬实是李林甫陷害的结果，而朝政亦由张九龄罢相和李林甫的执政走向昏暗。这事对王维的震动当然很大，但这只是王维生活和思想变化的一个大背景，并不意味着在此时的每一首诗作中都会有所表现。这种情形在历代诗人的诗作中皆不乏例举。如杜甫避乱成都，总的趋势是生活困顿、忧国忧民。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个别诗作如《江畔寻花绝句》中的盎然兴致和生活情趣；也不妨碍在草堂落成之际写出《堂成》、《村居遣兴》等轻松悠闲的诗篇。王维的这首《使至塞上》也是如此，他是要通过这次独特的人生经历，来描述与平日迥然不同的异域风光。这当中不单有初至边塞、服役于军中的新鲜感和兴奋感，还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对大唐帝国疆域辽阔的隐隐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从中确实看不到被排挤的激愤和不得已赴边的伤感。我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证实：
一是从王维此诗的结构和立意来看。有人说王维此诗是纪行之作，时间的顺序和西行的路线是结构全文的线索，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王维是个南宗画派代表人物，擅长写意，有名的《雪里芭蕉图》就是明证。这种创作倾向在他的这首诗中也有表现：他并没有按西行的路线依此写来，首联中的“属国过居延”应在快到凉州之时，如上所述，居延县距张掖只有一百多里；而结句的中“萧关”则是由秦登陇的第一道关隘。而大漠、长河又应在“过居延”之前。至于“萧关”、“居延”属国，则又刻意以汉代唐。究其原因，都与诗人的创作意图有关，也与诗人的身份有关：诗人此时是宣慰使，是要去慰问刚获大捷的河西军，并要去崔希逸使府任职，因此这次大捷也可以看作是自己将要隶属的部队的胜利。所以他要以汉代的匈奴族归附来宣扬唐帝国的声威，以汉代霍去病的勒石燕然，作为对他将任职的部队主帅的赞颂。其中有国力、兵力强大的自信，也有对即将任职的这支刚获大捷的部队的自豪，当然更有对军中统帅的揄扬，因为无论是从宣慰使的身份或是从下面要提及的两人关系来看，这都是很正常的。如果说其中还夹杂着被排挤的激愤和不得已赴边的伤感，恐怕于此立意和结构方式都不太符合。
二是从王维在此前后的诗作来看。我们知道，唐前期社会中弥漫着一种尚武精神，所谓“宁作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年轻时有着“欲奋飞”志向的王维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从他写的《李陵咏》、《少年行》、《燕支行》、《老将行》等一系列诗作中，就可看出他“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的自许，和“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的自期。所以他对单车赴边、征战立功不但没有畏惧和悒郁，相反倒有种兴奋和期待。这种情绪和基调，在《使至塞上》的同期诗作中也有表现，如这首《出塞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百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骠姚”。此诗下有自注：“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诗中描绘的塞外驱马射雕场面，“朝乘障”、“夜渡辽”的作战情形和天子的封侯赐姓之赏，都有一种赞赏和夸张的意蕴，却看不出其中的沮丧和悒郁。正如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所云：“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其气若江海之浮天”。在此之后写于西北的《陇西行》、《从军行》、《陪窦侍御泛灵云池》等也有类似的特征。就连描述当地少数民族风情的一些作品，也与抗击外虏的斗志相连，格调也是昂扬向上的，如《凉州赛神》：“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
三是从王维与崔希逸的关系来看。崔在开元二十二年前曾任郑州刺史，这年八月，裴耀卿任江淮、河南转运使，以崔为副使⑺；开元二十四年迁河南、陕转运使，再迁河西节度使，加散骑常侍，镇守凉州。开元十三年，王维在贬所济州任司库参军时，裴耀卿任济州刺史，对王维很赏识，王亦冀求裴氏援引。裴后来为相与张九龄一起将王维擢为右拾遗。有人认为：王维由右拾遗调任监察御史并到崔希逸军中任职，很可能就是仍在相位的崔希逸的推荐⑻。刘维崇则认为王维的母亲崔太夫人与崔希逸同族⑼。有如此背景，至少我们不能说王维赴边任安西节度使判官是“因受排挤而成行，非是己心所愿”，内心充满“悒郁和激愤之情”。况且，王维一到军中，就替崔希逸草奏《拜赐物表》和《祭牙门姜将军文》，可见关系并非一般，而且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崔希逸卸任以后。崔甚至把一些关系身家性命的机密私事也托付王维来办：如上所述，当崔希逸与吐蕃杀白狗定盟时，其部下孙诲邀功背盟，导致二千余名吐蕃将士被杀。“希逸以失信怏怏，在军不得志，俄迁为河南尹。行至京师，与赵惠琮（引者注，即玄宗派去监军的宦官）俱见白狗为祟”。崔为了保命，要爱女出家以祈佛，并让王维为其撰《赞佛文》以忏悔其罪。因此，我们虽无确证，王维此番西行去崔希逸处任职是自己请求或裴耀卿的推荐，但至少可以说是乐于此行的。
2、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理解
这是历来最为人称道的一幅名联，他极为准确地描绘出瀚海日暮时分雄阔又苍凉的景象。其中孤烟自下而上，落日自上而下，使上下部景物在静寂之中又充满动感，整个画面匀称而又饱满，更不用说其中蕴含的帝国声威和国力的自信了。但正因为有名，受万人注目，所以也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对“大漠孤烟直”的解释上。清人赵殿成的注本中就有两种解释：一种解为烽火：“古之烽火，用狼粪。取其烟直而聚，虽风吹之不斜”；另一种解为龙卷风：“或谓边外多回风。其风迅疾，袅烟沙而直上。亲见此景者，始知‘直’字之妙”。赵殿成只是把两种说法都摆出来，用“或谓”加以区隔，并未轩此轾彼。今人因在其中选择一种而否定另一种，因而产生争论。其中王秉钧认为不可能是烽火，理由是“河西在战场千里之外，戍楼上自没有点燃烽火之必要。因之说成指烽火，就不符合实际，在大沙漠里也不典型。解作龙卷风，就更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⑽。这位先生大概受“烽火戏诸侯”的影响，以为点燃烽火表示边境有战事，实际上在唐代正相反：没有敌警时才点燃，称为‘平安火’。如《资治通鉴·唐纪》：肃宗至德元年六月，哥舒翰兵败潼关，“上（指玄宗）谴李德福等将监收兵赴潼关。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胡三省在注中引《六典》云：“唐镇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所以，如将“大漠孤烟直”解为烽火在无风的大漠上空直上云天，正是边患已靖，千里平安的象征，与结句“都护在燕然”相呼应，与作者赞颂崔希逸的克敌之功和自己的宣慰使身份都是吻合的。
另外，从这首诗的构图来看：此诗的前后两句是叙事，中间四句是描写。这四句描写之中，诗人用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征蓬、归雁六种景物，构成了一幅异常和谐又极为壮阔的塞外秋色图。画面的上部有孤烟、征蓬、归雁，下部有长河、落日、大漠；长河、落日、大漠给人一种天荒地老的寂寞感受，而孤烟、征蓬、归雁又充满了动感。而且皆渐流渐远、渐飞渐远、渐飘渐远，动态之中又使画面显得无限的深邃：王维确是一位构图的高手，无与伦比的画师。诗人就是要从中来宣扬帝国疆域的广漠和壮丽，汉家使者在漫漫征途中跋涉的孤寂和使命感，这个创作的意旨，酝酿成王维山水诗特有的美感。